互联网对我们的生活价值巨大，然而用户也不是没烦恼。
就拿听
音乐来说，你手机里需要至少装3个音乐App，想听一首歌要在每个App上搜一遍，收藏夹里的歌曲一首首变灰，眼看着最爱的音乐服务因为付不起
版权费而停摆；再有，用户花钱下载的数字音乐，由于Apple Music的版权调整彻底删除下架，敢情花了钱“买到的是假音乐”......
都成为音乐消费者们的难言之痛。而这一切“痛点”的罪魁祸首，则是在中国互联网巨头 BATN（NetEase）之间的版权争夺战，以及唱片公司在中国实行的独家授权模式。
近日，国家版权局专家通过媒体明确发声，称要叫停“破坏网络音乐版权秩序、损害了音乐权利人和消费者的权益”的行为。
就在9月12号、13号接连约谈环球、华纳等20余家唱片公司，敦促他们“促进网络音乐全面授权、广泛传播，避免授予网络音乐服务商独家版权”两个月后，国家版权局再次约见境内外唱片公司和国内几大网络音乐服务商，重申要求对音乐作品应全面授权，避免独家版权。
国家版权局之所以两次三番“敲打”唱片公司和音乐服务商，是因为“有中国特色”的独家授权模式，不仅让App之间互筑“高墙”，为消费者设置重重障碍，更催生了行业垄断。
自2013年开始，旗下QQ音乐、酷我、酷狗的腾讯音乐挟6亿用户及雄厚财力，在音乐版权争夺战中占尽优势。今年5月，腾讯音乐击败阿里音乐、网易音乐，从环球唱片手中拿下中国大陆地区数字版权分销权，将全球四分之一的音乐版权收归囊中。
自此，腾讯音乐集齐了环球、索尼和华纳三大唱片公司的独家版权，形成了事实上的版权垄断。
虽然腾讯一直强调它所获得的只是“分销总代理”。然而在与唱片公司的独家首发、营销合作、深度运营等方面，腾讯自然享有优先权。据业内人士透露，当竞争对手请求授权时，腾讯往往以“获得独家版权”为条件。
围绕版权的商业模式，已经直接影响了音乐服务市场的格局。
两年前，国家版权局“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”让后起之秀网易云音乐陷入“版权危机”，成为第一家“上门求授权”的公司。曾经将网易告上法庭的腾讯音乐也慷慨转授150万首音乐，及时充实了盗版纷纷下架的网易云音乐，奠定了音乐服务三足鼎立的局面。网易云音乐也进入了连续两年超50%的黄金增长期。
然而，双方的甜蜜期并未维持多长时间。2017年8月，腾讯音乐停止了与网易云音乐的版权合作。与此同时，因为腾讯的起诉，网易云音乐的不少音乐被迫下架。
一个月后，就在被国家版权局约见的同一天，在经历了漫长的谈判后，腾讯与阿里宣布“双方达成版权转授权合作”，合作曲库数量在百万级以上，这场“握手言和”被一些人视为“版权筑墙”时代的终结，两家巨头合坐在高墙之内。
然而，两个月后，国家版权局的再次“发话”，意味着AT的“停战”并不是故事的结束。
遭遇“版权霸凌”的网易云音乐曲库
那么，在以音乐为代表的内容产业，版权到底应该独占还是应该共享？
独家版权模式，除了造成了这种畸形的市场格局，也使网络音乐领域的玩家要么背靠巨头，要么惨淡出局，创业公司几乎没有成长的空间。 拿国内流音乐媒体服务的先行者之一——豆瓣FM来说，由于无力追加版权投入，歌曲大规模下降，已接近名存实亡。
在几次约谈中，国家版权管理司负责人都强调“希望各音乐公司采取符合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授权模式，避免授予网络音乐服务商独家版权。”
那么，国际惯例的授权模式是什么样的？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？
在国外，音乐作品的词曲版权一般由中立的第三方组织来代理，并辅有法律法规等做有效的规约，美国几乎所有唱片公司都会加入一个或多个版权集体管理组织。它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帮助唱片公司和音乐人获得版权收入。按照法律规定，这些组织对音乐使用者有无歧视的许可义务。
而音乐作品的录音版权则由网络音乐服务商与唱片公司、版权代理机构直接签约，几乎没有独家授权。
而在国内，国家版权局管理司负责人此次明确提出了未来版权行业的方向——网络音乐服务商“不得以任何形式从事音乐版权集体管理活动”。
Spotify、Apple Music这样的海外音乐平台，在既有的版权制度框架内，根本没有能力去“独占版权”，他们最多也只是能够争取 Taylor Swift 这样的“独占艺人”，却无法像腾讯音乐这样，拿下环球、华纳等唱片公司，因为它们都没有找到可以支撑“独家战略”的盈利模式。
来看看数字对比：2016年虽然Spotify收入增长了50％，亏损却从3亿欧元扩大到了4亿欧元；而QQ音乐去年宣布成为全球第一家盈利的流媒体，这也让它有底气可以出得起独家的高价。
同时，腾讯音乐之所以能扮演“音乐版权集体管理者”的角色，也是因为国内第三方管理机构面对盗版时的“无所作为”。成立于1992年的中国音乐著作协会是中国大陆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，然而长期处于“名不副实”的缺位状态，更屡屡被音乐人指责垄断、不透明，维权不力。
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指出的，“独家版权代理的形式在国内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不给力的情况下，也是音乐人维权、杜绝盗版的一记策略；同时，它在更多情况下更像是行业各机构发展完善过程中的过渡形态。”
国家版权局屡次约谈、呼吁，然而并不具有强制性，它虽然可以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将未授权音乐全部下架，却无法使已经达成的独家授权协议失效。唯一可以施加的压力就是限制巨头企业的“垄断利润”和授权歧视。
对于音乐产业来说，真正的可持续发展，一定不是依靠版权的独占，而是通过完善的利益分派机制完成版权的共享。只有开放，才能拯救如今畸形的市场格局。
